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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压力，有一个暂时的办法，就是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，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。国家真正要建立所谓的全面小康社会，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，要达到富裕、富强、繁荣的国家，这要靠什么呢？靠大家劳动效率的提高，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提高。没有这个压力谁愿意投资，劳动力廉价就没有人愿意投资。有了装备水平的提高，劳动效率就上升了，大家财富就增加了。所以，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会引起一系列良好的循环。,近年来，观察我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情况可以看到：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，除了当年年底有所回升外，我国经济回调态势已延续了9个季度，这是1992年以来最长的一次。这种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时相比，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挑战性。区别在于：2008年只是受到外部冲击，内在增长动力是强劲的，下得快，上得也快，出现了一个“V”型反转，而这一次遇到的是内在动力的减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，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。

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，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，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，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，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。,印度民族宗教冲突之所以历久难息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深刻的经济利益之争就是其中之一。各个族群、宗教群体对自己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满，争夺经济政治发展的机会和财政投入“肉桶”……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民族宗教冲突的导火索。

80年代，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啊？我觉得，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，一个开拓创新的年代。那个年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。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前压抑了30多年的智慧和激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。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，只是那个黄金时代其中的一个产物。回顾当年的莫干山会议，首先我要感谢那个时代，感谢那个火红的、令人激动的年代。在此，我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！,具体力度，还得看2013年3月份财政预算的赤字安排情况。

蔡昉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。但是如果我们丧失了人口红利，这些条件都不再具备，我们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。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哪来？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，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,讲到“包容性”哲学，不禁使我想到哲学界的一句名言：“尽天地古今皆二也,两间无不交。”（方以智：《东西均》）这种“两间无不交”的状态，不是恰好构成一个“大屋顶”吗？笔者在此提出的构建中国（大陆）改革、两岸“合赢”、世界“新普世文明”三个“大屋顶”的想法，正是由此而来。

【編輯:李子民】